《青年报》的同志要我向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的同学谈谈杂文的写作体会，我是义不容辞。“义”有两条:一、我对《青年报》是很有感情的。在我开始学写文章的时侯，《青年报》的好几位编辑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今还是使我难忘的;二、我也是从中学开始学写文章的，与在座的同学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爱好。因此，我很愿意把自己学习写作的点滴体会，在这里作一个交流发言。讲得不对的地方，请《青年报》的同志和同学们批评。

    写杂文难不难?

    我接触过不少杂文的爱好者，他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写杂文难不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什么是杂文谈起。杂文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政论文。以短小、锋利、隽永为特点，是一种战斗的文体。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一篇好杂文，应该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杂文是一种政论，但又不同于报刊上的社论或评论，应该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杂文要有鲜明的政治见解，但在阐述政治观点的同时，要有文艺的色彩和诗的语言。杂而有文，正是杂文区别于一般政论的所在.正因为杂文是一种文艺作品，它的开头、结尾、结构、语言以及材料的运用、议论的穿插，都要做精心的安排。
    关于杂文的释义，在古代一些文学评论著作中，也偶尔有所论及。刘勰的《文心雕龙》曾有专门一章论及杂文。刘勰认为，杂文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暇豫”，是舒适安乐的意思;“末造”则是等而下之的别称。在这位老先生看来，杂文不过是文章的末流，或是文人学士们的安适工作。他还具体考察了杂文包括的范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浩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美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好家伙，“杂文”真是“杂”得不得了，典、浩、誓、问等十六种文体，都归入到杂文中去了，真是“杂”文了。在我们看来，刘勰所说的杂文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杂文，有很大的不同.刘勰在“杂文”这一章中，十分推崇枚乘的《七发》，称它是“夸丽风骇”的杂文，“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但是，严格说来《七发》是一篇从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的汉赋，不能算作杂文。
    《汉书·艺文志》中曾指出:“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这种“杂说”的文章，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的杂文。“叙述”即叙事、摆事实，“议论”则是分析、讲道理。自战国时代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都有这一类“杂说”的文章。最早的杂文，根据陈虞孙同志的意见，可算《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那篇短文、这篇仅有几百字的短文，是具有“议论而兼叙述的杂说”特点的。此外，《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荀子的《劝学篇》、韩非的《说难》，都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杂文。秦汉以来，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陈政事疏》、晃错的《论贵粟疏》，指陈利害，议论透辟，切中时弊，锋芒锐利，也应该说是“议论而兼叙述”的杂文。中唐以后，诗风衰颓，小品文放了光彩。有一部分小品文，也是杂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以生动的笔调，介绍了一个捕蛇者的不幸境遇，文末点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篇幅虽小，寓意深长。皮日休的《皮子文蔽》中的小品文，被鲁迅称之为“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原谤》、《原宝》诸篇，都是愤激之谈。明末清初，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现实，也曾用杂文来抒发他们的不平，遭到清朝统治者雍正、乾隆的“文字狱”的残酷镇压。此后，杂文消沉了二百多年。到了“五四”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重新拿起了杂文这把匕首，擦去了蒙在上面的污垢和灰尘，使其锋利无比，形成了一代“鲁迅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有话要说，则杂文兴，就不存在写杂文难不难的问题。有志于学写杂文的同学，不妨有选择读一点上面提到的名家杂文的代表作，借以打开眼界，以增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