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语文单独设科时，开设了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讲解法开始悄然兴起。显然，讲解法是作为革新传统的诵读法而在新式课堂里登场的。这从早期的语文论著里可以看的恨清楚，如姚明恩在《小学作文教授法》里说：“今之教授读法者，往往注重讲解，而不注重诵读，以输送为私塾之陋习而排斥之。不知仅仅注重讲解，而不注重诵读，只能养成其读书力，而不能养成其作文力。”1913年教育部还成通令全国中等学校奖励教师采用“教员口讲，学生笔记”的教授方法。
    由于讲解法在讲授经典及文言教材上的诸多优势（诸如时间俭省、内容系统、活动方式简单）很快受到人们青睐，以至于当蚊子浅显的白话文进入教科书后，人们亦很快的使用此法。讲解法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逐句讲解，即教师讲，学生听、记先读字音，后解字义，再求篇章段落之中心。至于讲解的内容。次序和重点往往很难规定，因而流弊甚多。胡适、刘半农曾竭力想对此规范；胡适主张讲解与预习、讨论、质疑等方式结合起来，以发挥学生的自动性；刘半龙提出讲解应着重“艰深之字义”“费解之典故”“古奥之文字”与“文中做法之优劣与不当”，但终究应者了，而教师讲解之繁琐、无度与随意，则愈演愈烈，终于使它从确立时起就成为众矢之的。并逐步演变为影响语文教学改革的障碍。就连当时来华的美国教育家孟禄也认识到，中国“中学教法（指滥讲）不根本该良，恐怕就行新学制也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