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直言，也有婉语。朱镕基总理回答记着的问题，十分讲究艺术，注意把握分寸，该说的直言不讳，开门见山；不便讲的委婉含蓄，言在意外。当美国记着要他谈是否“允许说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国家主席和总理”的看法时，朱镕基总理思路敏捷，十分明确滴作了回答：“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但回答香港记者关于香港人对他去香港的态度问题时，朱镕基总理却说：“至于香港人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也别行政区的法律”此答复将外交辞令运用得娴熟得体，借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把一个带刺的球抛了过去，让系铃人自己解铃。
    即神情严肃，也不失幽默。朱镕基从来就是一个作风严谨、办事严格的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有些问题他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在谈到税收制度改革的时候，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意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体现他报国之心、忧民之情的答话。在谈到改革的决心时，他有力滴挥动右手，剑眉中透出刚毅，庄严地表下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责任。用于开拓进去的风骨，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然而，他也有谈笑风生的答话：“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为政治家刚柔相济、不失机敏风趣的一面。
    既有自信，也有谦虚。朱镕基总理在经济建设、深化改革的市政大计上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然而对待自我却谦虚谨慎。当他回答中国股偶有企业改革速度问题时，很有把握地说：“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拜托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朱镕基总理的这个自信是建立在反复推敲、稳中求进的基础上的，答得入情入理，恰到好处。然而，谈到对印度新总理的态度时，他去谦恭地说：“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同他见面，向他请教。”当《中国青年报》记着问他对新闻界有什么期望时，他说：“少宣传我！”出乎意料的回答引得周围的记着开怀大笑。
   既有应对，也有回避。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朱镕基总理提出：“我愿意回答诸位记者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所以他及时地回答了记者关于民主选举、本届政府任期目标、东南亚金融风波、两岸关系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不少敏感话题。但是“任何问题”也是有限度的。当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一刁难性问题，要他谈曾被划为“右派”的看法时，他却紧锁眉头，不堪回首地说，那是他人生中印象最深、最痛苦的经历，不愿意回顾这段历史。一个“不愿意回顾”巧妙地把一个不便说、不愿说、一时难以说清道明的问题给回避了，显示出了及其机敏的头脑和快速的应变能力，实在令人折服。